如果“无名之辈”长这样，那我们算什么？
这两年国产高分电影突然特别多，分数是广大观众自己打的，却也反过来给观众们一个巨大的想象，关于“国产电影春天”的想象，关于“赶超”和“逆袭”的想象。
普通观众如何评价一部电影好与不好？仅仅凭借它有没有成功让我们笑和哭吗？在笑和哭的间隙中，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，却又无法明确言说的段落，或者，我们习惯性忽略了那些不舒服的部分，只把甜美的优点留在台面。
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有没有能力评价一部电影？会不会只要我们稍微较点真，仔细想想那些让我们不舒服、别扭、尴尬的段落到底是哪里不对，我们就不会止步于闭眼吹嘘，我们所期待的国产电影也就不会止步于现在的水平。
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
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《无名之辈》的主角是谁？从戏份上来看，陈建斌，章宇，潘斌龙和任素汐都很像主角，这正是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一个问题：没有主角。不是说电影的名字叫“无名之辈”，就真的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无名之辈，故事的讲述是需要有一个主角的，这样观众才能有侧重点地关注这部影片，和主角产生共鸣。
理查德·沃尔特在《剧本》一书中强调道：
“主角越清晰，影片就越好，主角人物越多，影片的焦点就会越削弱分散。”
一部电影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主角，观众基本就很难对人物产生共鸣了。很多观众被章宇和任素汐的感情戏感动到了，但这种感动是共鸣吗？有多少成分是出于两位演员本身的光环，和剧作者的主动煽情？
关于主角的数量问题，《剧本》一书中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：
“事实上编剧是需要歧视的。就好比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是驾驶一辆公交车，作家的工作就是区别对待剧中人物。歧视意味着选择，创造性的选择是艺术的本质。”
导演把戏份平分给了四个主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的故事线和人物内心交待得是否完整。
马先勇的困境是什么？他想当协警，但是一直当不了，结果只能做一个保安。他因为一次过失害死了自己的老婆，也害得妹妹全身瘫痪，他还有一个在读高中的女儿，他要养瘫痪的妹妹，还要养读书的女儿。他的困境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，可我看不到关于现实的部分。中间他去女儿学校被老师催缴学费，那袋滚了一地的李子，似乎是对马先勇所面临的现实的全部解释。
马先勇想当协警，在结尾的时候，队长也答应了让他做协警。忽略故事的种种不丰满，这至少是个有头有尾的故事。
而眼镜儿的故事就显得有些模糊了。眼镜儿的困境是什么，是农村青年初到城镇的迷茫，是中二青年不甘于现状，却无处安放自己的踌躇满志，眼镜儿的困境也在梦想和现实之间。在他的想象中，自己是个英雄，而在现实中，他就是个没有文化的城镇流动人口，是个连手机和手机模型都分不清的傻帽。当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鬼畜视频时，他的英雄梦开始瓦解了，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和一个真实的自己。
但在遇到一个瘫痪女青年之后，他的梦想突然就变了，主要矛盾也突然得到解决了，没有什么是娶个媳妇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眼镜儿的尊严、梦想，讲到一半突然就不讲了，直接被爱情这张大红布给盖住了。
大头的故事比较简单，他不像眼镜儿那么中二，他的梦想一开始就是娶个媳妇，连抢手机店都是为了娶媳妇。后来媳妇到手了，爱不爱他就不知道了。潘斌龙在整出戏里似乎是喜剧担当，但他蹩脚的西南话也是最让人出戏的点，总觉得他下一秒就要直接说东北话了，看得人提心吊胆。
马嘉旗小姐的西南脏话听得人还是挺舒爽的。虽然对一个瘫痪病人来说，用小便失禁这样的事来讲尊严显得太轻、太薄，但放在喜剧里姑且过得去吧。无论如何马小姐的戏份是没有打动我的，她穿得干干净净地坐在轮椅上，气势嚣张、泼辣，完全没有被疾病折磨的痕迹，骂人都在用丹田气，临死之前还想拍艺术照。说她不想活，我是不信的。
事实证明，把戏份平摊给四个主角的结果，就是每个人的故事都讲得很潦草，电影不像电视剧，《老友记》有六位主角，但创作者有整整十季的时间为大家慢慢叙述主角们的故事，而电影只有一百多分钟，任何一分钟都不能浪费。
更何况，四位主角之间联系得并不算紧密，眼镜儿和大头闯进了马嘉旗的家，眼镜儿和马嘉旗产生了感情，马先勇是马嘉旗的哥哥，也是导致她瘫痪的人，但马先勇和眼镜儿、大头基本没有联系，除了结尾硬凹的一枪。最主要的三个男性角色没联系上。
人物之间缺少联系，这个问题不仅仅出在主角身上，配角的问题更严重。
每个配角都是一座孤岛
一个好的配角，应当和主角有充分联系，同时又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内心世界，而由配角高明牵扯出来的整条线是和主角故事线脱节的（虽然主角也没有啥太完整的故事线），这条线里的角色：高明，高明的情妇，高翔，马依依等人，他们自己的故事也没有任何打动人心的地方。
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孤立的配角，肇红霞。我们一个个来说。
高明那条线整个走下来，我们就只能得到一条信息：高明欠别人的债，一直被追债。然后呢？是想说明什么？影片花了大量笔墨来呈现债主在热闹的商业街上为高明开追悼会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《送别》的歌词的确承担了一定的喜剧包袱，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意义。这位债主也是蠢得要命，本来别人欠钱不还已经很亏了，他还要花钱雇乐队给欠钱的人开追悼会，单纯为了羞辱他。
当然在剧作者的硬设定下，高明后来决定直面债主，是债主的追悼会起了作用，还是具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不得而知；一个还不起钱的人如何面对债主，我们也不知道；至于高明抛妻弃子和情妇一起生活，儿子为什么一点都不恨父亲，反而叫上一帮同学来对付父亲的债主，就更是悬疑了。高明对情妇深情表白“老子自从爱上你，我的儿子就没得爹了”的时候，请问高翔知道吗？高明的故事线除了给观众留下一堆问号，基本就不剩啥了。
高明的情妇镜头不算多，给的镜头基本上都在呐喊和咆哮。
再看高翔小同学，他出现在片中唯一的目的就是最后举起枪，射向自己的岳父大人的肚子，于是岳父大人也因此首次得到了一顶人物光环，证明他有成为一名协警的素质，他不仅仅是轴，还很勇敢和机智。
马依依，主角马先勇的女儿，任性、叛逆，恨自己的父亲。国产影视剧里好像很喜欢塑造青春期的叛逆少年，却很少交待他们叛逆的原因，他们总是毫无理由地和父母作对，最后又在编剧的神笔一挥下轻易地与父母和解。
马依依也是这样的一位少女，在她父亲的一次过失下，母亲失去了生命，所以她恨她的父亲。马依依没有了母亲，可父亲却没有承担起努力赚钱养家的重任，而是执着于自己当协警的梦想，在她的眼里，父亲自私，不着调，寒酸，爱嫖娼，还对她家庭暴力。青春期女孩面对这样一个父亲，应该有的是一种恨之入骨的恨，深刻甚至无法挽回的恨，这种恨需要极其漫长的过程，才有可能和解。片中的父女二人是怎么和解的呢？就因为在结尾的闹剧里，马依依她爸帮她挡了一枪。Emmm，这种和解方式不会很硬吗？
关于肇红霞，我只有一个疑问，她真的爱大头吗？如果爱，那我怎么看不出来。
就是这样几个孤立的人，拼成了一出戏，最后也许导演自己都看不下去了，于是让所有人在结尾的时候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，骗观众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。而结尾那锅乱哄哄的粥，也基本定下了整部影片的调性。
喜剧和黑色喜剧有什么区别？
如果故事就停在马先勇从肚皮里掏出一块铁板这里，就马先勇个人的故事线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没毛病的结局。可是导演偏偏让两个憨包劫匪也来插一脚，做出一幅让主角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假象。
最后救护车里那场戏，真的让我吐槽都下不去嘴。
常言道：枪出现在一部影片里，唯一的使命就是被扣动扳机。但眼镜儿和大头的枪，有什么理由朝着马先勇开？马先勇和他俩有一毛钱关系吗？从影片开场起，导演就一直在铺烟花的梗，一直通过广播提醒观众，一会有一场烟花，烟花很重要。但再怎么铺，也无法掩饰把主人公的命运交给了无厘头偶然事件的偷懒行为。
眼镜儿和大头偷了太爷爷的枪，去抢了手机店，也上了电视，理应对他们的结局有个交代，但这样的交待我不接受。无厘头和黑色幽默不一样，黑色幽默有因有果，有的放矢，无厘头是无目的无意义。既然号称是黑色喜剧，能不能先把逻辑捋顺点？
前几天我刚好看了《杀手没有假期》，也是黑色喜剧，主角也是两个憨包杀手，那部影片对主角的命运处理得就很妥当。老杀手是为年青杀手而死的，因为他把年青杀手带进了杀手行业；年青杀手是被杀手boss杀死的，因为他坏了杀手boss的规矩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误杀了一个小孩；杀手boss是自杀的，因为他在杀年青杀手的时候，误杀了一个侏儒，又误以为侏儒是个小孩。因果之间环环相扣，而且极具讽刺意味：杀手也有道德观——仅仅这点就足够玩味。
黑色喜剧黑色喜剧，如果没有黑色，那就只剩个喜剧了，《无名之辈》讽刺了什么，我没有看出来。它更擅长的是挠痒痒式的搞笑，小品台词般的包袱，动作上的滑稽，很多冲突都以闹剧的形式呈现。我们回想一下让自己在影院里大笑的情节，是不是仅此而已，有任何讽刺的幽默吗？这种闹剧式的喜剧，让文本失去了深刻的可能性，让本来就不动人的人物情感更加淡如白开水。
真正的无名之辈
在荧幕前哭得很大声
影片作者想讲无名之辈的故事，我很理解。小人物的故事写好了是可以很打动人的，毕竟我们都是隐藏在茫茫人海的无名之辈。
可真正的无名之辈可能并不像影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勇敢，那样鲜活，他们可能畏缩在某个角落里，一辈子无法出头。
真正的农村青年是不敢去偷枪抢手机店的。
真正的保安是不敢想象自己能当协警的。
真正的瘫痪病人是不敢死的。
很多欠了一屁股债的老板根本没心情包情妇。
很多高中女孩根本没有男朋友。
很多高中男孩根本不敢打群架。
很多三陪小姐根本没有男人愿意和她们结婚。
无名之辈的人生真的很苟且，这部戏的作者根本不懂无名之辈。
作者的公众号：温月亮